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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视野下德国现代化进程之镜鉴

2017-2-21 16:19:56      点击:
[摘要]《德国现代史专题十三讲》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的授课讲稿。该书从现代化发展的观点出发,多角度地审视了德国历史上最复杂、多变的两个时代:“魏玛共和国时代”和“第三帝国时代”,总结了德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现代化发展的历程。文章就此二者出发,探讨了德国20世纪前半期德国现代化发展中面临的危机给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镜鉴。
《关键词》 魏玛共和国时代       第三帝国时代     德国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         镜鉴  
最近一直在阅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的《德国现代史专题十三讲》一书。德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但考察德国历史,却发现其通向现代化强盛国家的路途却是极为崎岖坎坷的。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德国在20世纪前半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危机,来探讨其给予正在进行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镜鉴。
一、德国的历史沿革
德国在1945年以前有三大帝国时代。第一帝国时代是公元十世纪建立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它一直持续到1806年,被拿破仑战争摧毁。
拿破仑战败以后,由英、俄、普、奥四大国构建的“维也纳体系”,把德意志划分为35个君主国(不久并为34个)和4个自由市,德意志继续保持封建的诸侯君主专制割据的局面。1871年,德意志各邦中最强大的普鲁士邦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依靠“铁和血”的手段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一个新的统一民族国家在欧洲出现了,这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这个由不断改革跨入资本主义时代,又依靠武力实现了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由于扫出了历史积留下来的障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民族的活力、解放了的生产力的迅猛跳跃、国威的张扬,都表现出实现统一给德意志国家带来的历史创造力量。统一是德意志历史上的划时代的转折点,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统一后德意志的经济发展是神速的,而在政治上则难以摆脱专制主义的色彩。德意志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工业强国之中。但是在战争灾难制造者的名单里,它却总是占有显赫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是不乏历史根源的。[1]
第二帝国存续的时间从1871年到1918年10月。第二帝国的发展异常迅速,它不能满足于现有的狭小版图,对“维也纳体系”提出了挑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8年,第二帝国战败,帝制垮台。第二帝国内发生革命,建立了民主自由的魏玛共和国。
1933年,魏玛共和国崩溃。德国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第三帝国时代”。1939年,希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5月,第三帝国被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摧毁。
战后,英、美、法、苏联四国对德国实行占领,德国被分裂为两个德国。整个世界被划分成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1990年10月3日,二战后建立的两个德国重归统一,欧洲再度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德国。
二、20世纪前半期德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危机
李工真教授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出发,选取了从1918年到1945年的这段时期,即德国历史上两个最精彩、最特殊的时代(同时也是德国现代化发展中问题最多、矛盾冲突最为尖锐的时代):极端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时代”和极端专制独裁的“第三帝国时代”,来了解德国在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面临的危机、矛盾和艰难困境,从而考察整个德国社会环境,进而反思为什么纳粹这样一个持极端的反历史进步、反人类、反民主的理念的政党会得到德国人民的选票,成为合法的执政党,从而将德国拉上二战的战车,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的历史灾难。
根据《德国现代史专题十三讲》,下面简要地从四个方面分析德国在从1918年到1945年这段时期,即20世纪的前半期,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危机。
(一)、人口和就业问题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1910年到1925年期间,德国的人口结构出现了惊人的变化。从20到50岁这一年龄组,损失了600万个男性,相应的导致了20—50岁年龄组中妇女人数严重过剩,带来了困扰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和职业妇女的相关问题。一战后魏玛共和国时期糟糕的经济状况,使得15岁到25岁的这一年龄组的人群,遭遇到一个过于拥挤并陷于停滞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失业危机”。“一个无法安排它新生力量的共和国就是一个衰老的共和国”[2]魏玛时代的德国青年一代,由于时代的困境和混乱,带着对民主自由的魏玛共和国制度的鄙视,就这样倒向了纳粹的阵营。
(二)、福利制度的健全和发展
第二帝国时代俾斯麦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涉及所有工业受雇者阶层的社会保险制度(1883年出台医疗保险,1884年出台工伤事故保险,1887年出台养老保险)。1911年通过《帝国保险条例》肯定了上述三大保险制度,增加了保险费和被称之为新中产阶级“出生证”的职员保险。
1929年以前,魏玛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共和国不仅扩充了第二帝国时代遗传下来的三大保险,还新增了“战争牺牲者救济”、“失业救济”、“危机救济”、“公共救济”。这充分体现了魏玛社会的历史进步。但糟糕的是,魏玛社会福利制度的实现却未能与当时魏玛经济的稳步发展相一致。魏玛共和国在它短暂的14年多的执政时期,前5年遭遇经济危机,后4年更遭遇到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1929年—1933年经济危机。因此当魏玛共和国布吕宁政府和巴本政府基于1929年——1933年大萧条时期经济形势,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削弱人民已经享有的社会福利的时候,自然就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为纳粹党力量的壮大提供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主义的矛盾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意志的传统文化遭受到了以美国文化为典型代表的现代主义的强烈挑战。在德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现代主义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不受限制的工业化、都市化发展进程中,出现了种种反映着现代化负面效应的社会问题:人性的异化、传统道德的瓦解、生活环境的破坏、对人类生存稳定性和可靠性的担忧、社会冷漠化……。当这些现象与魏玛德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其负面效果的严重性更加显眼:一战以前的强大的、道德高尚、正派的德帝国,沦为了传统崩溃、道德没落的战败国家。德意志出现了“文化悲观主义”、“新保守主义革命”等文化批评思潮。这种社会氛围激起了下至普通人群上至学者阶层的人们对共和国的悲观失望,对以美国所代表的现代主义的文化的强烈反对。纳粹运动之所以能够蛊惑人心并夺权成功,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最能够将各种不相同的时代潮流融合成一股愤慨的洪流,并为己所用。[3]
(四)、中间等级的败落
德意志中间等级是处在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之间的社会中间层。魏玛共和国国内前后总共长达9年的经济危机和20次的内阁换届,在1929年——1933年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中间等级在经济上迅速败落,以前一直良好的社会声望一落千丈。于是德意志中间等级的成员大多数都成为纳粹主义狂热的信徒。
三、德国现代化进程之镜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行进在其它西方发达国家早已于上世纪就已完成了的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路上,加紧追赶发达国家的脚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20世纪前半期德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总结其经验教训,是可以为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一些借鉴意义的。下面就此问题从四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认真分析研究我国目前的人口发展现状和特点,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提高人口的整体素质,使人口发展有利于国家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人口老龄化严重
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最大特点,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而且,在都市化、城市化背景下,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将引起未来农村老化程度高于城市,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显着特点。如何在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建立起一套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体系,也是政府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2、人口红利问题
从长期看,中国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比重将减少,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正在渐行渐远。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将经由劳动力要素供给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储蓄和资本积累两方面,制约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在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有利时期,能否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关系到中国的长远发展。
3、大学生就业问题
青年人就业事关国计民生,国家稳定大计。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近几年就业、再就业形势严峻,劳动力供大于求,供需结构性矛盾仍然很突出。大学生就业形势在这一背景下显得尤为严峻。长远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应着重两点:全力打造中国职业教育使人才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协调;彻底改革高校管理体制,使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结构和劳动力需求结构一致,提高高等教育质量。[4]
(二)社会福利保险问题
人类社会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要求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福利、保险制度。福利制度是市场经济海洋的定海神针。德国现代化发展史上的沉痛教训告诉后人,中国在发展社会福利制度时,不应该忽视福利制度扩展与经济增长同步情况下福利制度运行结构中固有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证明了一个道理,简单的概括就是:当需要帮助的人他的社会困境最大的时候,也恰恰就是他能从这个社会取得的帮助最小的时候。这是一个直到今天西方发达的“福利国家”都一再面临的、也远未得到克服的矛盾,这叫基本矛盾。我们搞福利制度千万要记住这个教训。[5]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冲突
如何正确、客观地对待本土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现代化文化的冲突,这是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摆在中国历代执政者与关心国家危亡的精英人物和普罗大众面前的重要问题。
从清末的“中体西用”之论争;经过五四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再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毁灭性的的打击与对西方外来文化的盲目排斥;随之1979年改革开放后西化思潮的汹涌而来;直到当前社会的“左右之争”;实际上都反复在说明一个实质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待本土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应简单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能将其意识形态化,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以民族、意识形态来划界。这样才能培养健康的民族心理,善于取长补短,进而在教育、科学、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竞争中占据高地,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占尽先机。否则,就会犯错误,栽大跟头。古今中外各国历史的发展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个道理。
(四)、社会结构问题
自1979年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整个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却在进一步拉大,过度的贫富分化造成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的病态社会结构模式。德国在1918-1933年现代化发展中的教训说明:在工业化时代,一个中间阶层充分发达并健康发展的社会,才是最为稳定的社会。
因此,构建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穷的“两极”很小而中间阶层相当庞大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促进中间阶层的健康发展,应成为中国工业化时代国家稳定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献摘引:
[1] 刘宗绪 《世界近代史》 [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 李工真 《德国现代史专题十三讲》[M] 湖南教育出版社
[3] 李工真 《德国现代史专题十三讲》[M] 湖南教育出版社
[4] 杨  敏 《浅析当前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就业建议》 [J] 《新校园》理论版  2011年第6期
[5] 李工真 《德国现代史专题十三讲》[M] 湖南教育出版社